贫穷是陕北的代名词，而贫穷的原因是自然条件太差。“广种薄收”，常常十分付出，一分收获，长期这样的生活，造就了陕北人的牺牲精神与顽强性格。只有长期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才能深刻理解民歌里蕴含的深刻意义。陕北的男人们刚烈真挚，直率坦荡；女人们美丽温柔，多情而又痴情。
    陕北民歌由于它的产生地和文化背景，决定了它与其他民歌的不同。一般意义上来讲，民歌之所以能够流传久远，主要是因为它反映了永恒的爱情。陕北民歌同时如此。不同的只是它的调子，大多是沉郁、苍凉、激昂并含苦涩，听陕北民歌给人一种荡气回肠、酣畅淋漓的境界。这是由于产生民歌的地方的生存条件过于恶劣、人民的生活过于艰难而决定的。正如尼采所言：“痛及生乐、发自肺腑的欢呼夺走哀音；乐极而惶恐惊呼，为悠悠千古之恨悲鸣。”
    在这个苍凉的陕北大地上，王向荣这个家族的第九个孩子在1954年农历六月二十出生来到了黄土高原的陕北最东北的角上新民乡。打小王向荣以黄土地为伴，以土窝子为玩伴，整天吃不上什么饭的幼年王向荣，张大嘴一直哭。哭够了，就与天上飞的鸟为玩伴，度过单调的日子。许多年后王向荣曾反复琢磨：自己的嗓子为什么好？就是从小哭的时候，那种尽情的呐喊锻炼了他的共鸣。
    王向荣的父母都是当地的歌者，小时候跟父亲放羊，王向荣获得了最早的民歌启蒙。当年《望长城》剧组到这里，王向荣母子都唱了歌。 1975年王向荣进入公社专业队，修梯田、植树、挖土、烧砖、放马、掏碳（下煤窑）、打石头，最苦最累的活他都干了。专业队清一色的年轻人，白天那么重的活，晚上没事干，负责人就说弄一个宣传队，王向荣就成了一个骨干。
    1977年全县22个乡文艺汇演， 1977年全县22个乡文艺汇演，王向荣凭借一个反映农业学大寨的二人台，获得了最高奖，1978年，他以《五哥放羊》代表府谷县参加榆林地区文艺调演，又获一等奖。1979年，以小戏《姑嫂挑菜》、二人台《打金钱》参加陕西省文艺汇演，再获两个一等奖。1980年全国部分省区农村业余演出调演之后，他和神木一个小伙子合作的《兄妹赶集》被选为13个进中南海演出的节目之一，王向荣让邓小平等中央首长观看了自己的才艺。
    1981年，陕西省委书记给榆林地委书记写信调到榆林文化局，1983年文化部指令榆林地区组建民间艺术团，王向荣就成了团里的一员。艺术团请来了西安音乐学院的声乐教师，但他们不教王向荣方法，怕把王向荣教没了。这样王向荣依托这个艺术团，走到日本、法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瑞士和东南亚。慢慢地，各种大型演出都能看到王向荣的影子……
    在猴年坐客艺术人生时，曾有记者这样评价王向荣：王向荣在所有农民歌手或民间歌手里是最为主流娱乐圈所接受与欣赏的一个，他出镜的机会、出场的报酬、公众熟悉度，都是他这样一个群落的歌手里最好的一个。无论高雅的音乐堂还是火暴的走穴，都不拒绝王向荣。严肃的音乐界认为王向荣保留了原生态的土风，可以与交响乐队合作将民族文化弘扬广大；流行音乐圈认为王向荣提升了民间音乐的品位，可以与电声乐队融会将民歌流行化。对王向荣的不同需求，使王向荣的市场似乎更大，他不是所有歌手里最火的一个，但他是使用起来最方便的一个。王向荣几乎不唱创作歌曲，但他的声音又没有谁可以取代。他自身就是一个品牌，而他身上的名牌装束又较北京音乐圈的普通工作者要多得多，以致于田青开玩笑说：王向荣不仅是“民间歌王”，还是陕北的“大地主”。不拿怩作态的王向荣使我一见面就生出好感，他的热情，他的爽快，他的质朴，他的灵变。把酒当歌，他尽抒高原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