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代际传承的民间艺术，陕北民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官养供奉的文艺团体在市场大潮的冲刷下，纷纷倒闭、转轨、入不敷出，一些具有极高天分的艺术人才便只能放弃“唱而优则仕”的老路，直接进入市场。与他们的前辈王向荣、贺玉堂相比，这些直接进入市场的年轻人获得了好多自由发展的机会，但也经历着他们所没有经历过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坎坷。李光明就是这无数被抛向市场的年轻人之一。在彻底成为一名自由歌手之前，他在陕北榆林一家酒业公司做促销歌手两年有余，后发现这种以卖酒为目的的歌唱严重损害着他的嗓子，便毅然放弃了这份收入相对稳定的工作，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

    在认识李光明之前，我已听好多人讲起过他，但在“荞麦园”饭店的大厅里见到他时，我仍然为他的年轻而激动。当一阵激昂的音乐响起时，一曲高亢、嘹亮的《泪蛋蛋》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首陕北民歌中的“流行歌曲”，但演唱者在行腔运气时融入了好多自己的思考。我便招呼歌手过来，一问，眼前这个眉开眼笑的小伙就是李光明。

    李光明，1980年出生于横山县武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母都不识字，从小不爱“受苦”，一有空就钻在土疙瘩林里唱歌。母亲打发出去“乱草”，草没乱回一根，只听见可沟二洼都是他儿子的歌声。除了天生的一副好嗓子，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学习成绩也不错，可惜初中上完，家里就再也供不起了。

    与舞台上的生动、灵秀相反，生活中的李光明沉默而安静。你若问起他的过去，他只是淡然而诚朴地告诉你一些简单的事实，一点也不像一些小有名气的歌手取得“成功”以后，对过去生活有意无意地渲染。但你如果认为，这个长期生长在底层，17岁就辍学在家，做过砖瓦厂运输工、服装厂裁缝、防寒服推销员、小餐馆老板、游乐场救生员、演艺厅服务生、走村串户的油漆匠等多种职业的乡村歌手，对生活，对他所经历的苦难没有切肤之痛，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他平静得近乎木讷的叙述中，你甚至觉得，在他看来，好像他所遭受的一切都是自然的，应该承受的，就像一棵槐杨要经受风沙，一株庄稼要忍受旱涝一样。但有谁知道隐藏在这种平静背后的恒久忍耐？实际情况是，除了高亢、嘹亮，这个嗓音并不具有明显优势的歌手，恰好是用自己对生活，对陕北大地，对一切底层民众所受苦难的独特理解来打动听众的。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有一句名言：“真正的歌者能够唱出人心底的沉默”，李光明倾全力演绎的，不是贫穷和暴力所施加给陕北人的外在过程，而是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带给陕北和陕北人的内在伤害和结果。因而，在他的歌里，你找不到那种如撕如裂的锥心之痛，有的只是贫穷和暴力带给陕北人千年不改的伤痛和无奈。这种伤痛和无奈不是线行的，刀劈斧砍的，而是平面的，无声无息的；不是整齐的，成型的，而是团块状的，混沌一片的；不是敞开的，而是闭合的；不是明目张胆的，而是无形渗透的……这种伤痛和无奈经过几千年的浓缩、消化，作为一种结果出现，就是“沉默”。

    就本质而言，陕北民歌是一种旋律性的哭泣，是陕北人用旋律和声音表达内心沉默的手段。它是陕北人生命中的盐，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李光明向我讲过一个故事：他们村里有一个老汉，叫刘席强，家里穷得只剩几口酸菜缸，但一生弦歌不辍。往地里送粪时，歌唱不完，粪不从驴身上卸下来。也就是说，在刘席强，这个“人民艺术家”看来，唱歌和送粪具有同等，甚至更重要的价值。如果不唱歌，或把歌唱不完，即使把粪准时准点送到粪场上，又有何用？当然，我们这么说，肯定忽视了驴的感受。

    实际上，在我看来，陕北人都是不同形式的刘老汉，李光明就是进了城的刘老汉。诗意化生存（唱歌）和生存必需之手段（送粪）是居住在陕北人内心深处的永恒乡愁。就拿李光明来说，尽管获过许多次奖，但现实的生存始终是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他最关心的却是，陕北民歌会不会消亡？我能不能唱得比现在好？这时，我想起一个作家朋友的话，摘下来送给李光明，也送给我自己：不是春天里的每一朵花都能在秋天结成果实，一只小蜜蜂的意外失足都有可能导致花粉的受精失败。春华秋实是一种梦想。一个人活过，梦过，努力过就够了，至于能不能“挂果”，只有天知道。就是这样。

    2006年4月25日草于长安

    作者介绍：狄马，独立作家，1970年出生于陕西子长县，在农村读完中小学。1992年毕业于延安大学中文系。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表散文、小说、文学批评、思想文化随笔等各类文字近百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