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说书历史悠久，约起源于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秦汉时，在皇宫里已有了“稗官”，是专门用来搜集民间“街谈巷语”、“里巷风俗”的官职。另有以滑稽取乐职业艺人叫“俳优侏儒”。在宋朝通俗说唱统称“淘真”。清代同光年间，曼殊、震钧《天咫偶闻》卷载：“旧日鼓词”始初于八旗子弟，其词雅驯其声和缓。以说书所用原始琵琶考证，它是经印度传入中国北方。在甘肃莫高窟的敦煌北魏壁画中所见到一种腹部为梨形的五弦琵琶，即是曲项琵琶原态。由此可知在北魏时中国就有了曲项琵琶乐器。《榆林府志》中对说书有这样的记载：“清朝康熙年间，这里便有……刘弟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韵音飞畅，殊有风情。不及江南之柳敬亭乎。”也说明了在清初，陕北说书艺术发展已达到较高艺术水平。
　　因此可以说，陕北说书源于周，盛于唐宋，形成于清。淘真等表演形式即是它的前身。
　　陕北说书的表演道具，传统的乐器有琵琶，笛子，二胡三大件。打击乐是腿上捆绑的甩板，随着脚腕的起落以击节拍。说书人右手的麻喳喳，也是随着拨子的弹拨把音乐的节奏准确地反映出来。打击乐中还有些简单的锣、鼓和小镲，这些打击乐都是由器乐手兼职击打的。有的艺术家们手里拿着四个木片，学名叫做“四片瓦”，作用是和声。另外有的艺人一般手里拿一把扇子，据说是清代康熙时康熙亲赐，主要是为嘉奖说书艺人宣扬国体，树立了孝廉传播了正义之故。早期的盲人老艺术家起初用的是琵琶，后来改成了三弦，实际上三弦的三根弦代表了儒释道三家，也代表了三教圣人之意，同时也有用拨弄三弦宣扬三教教义的意思。
　　从内容上说，陕北说书包含了许多的传统书目。比如有《呼延庆打擂》，《说唐演义》，《杨家将》，《响马传》，《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等等。亦有其他的一些逗笑小段（正式说书前的暖场），比如有《女顶娘》，《小两口抬水》，《大婆姨小女婿》等等（据《米脂县志》）。
　　不光有传统的，上世纪末有的艺人也有新创的作品。比如榆林的代姓师傅在香港回归时就有创作，以此来庆祝港归。这也算是说书艺人们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了。再如作家狄马的新作《毛主席在延安》，就是典型的说书本子。
　　陕北说书比较大的特点是盲人艺术家多，其原因大约源于下面这个说法。在早期，人们创业，在人世间罪恶太重，太苦，太累，因此看不见这世间的盲人就有义务担负起教育大众学好向善的重任，这样说书也就成了盲人的专业。就是到现在，一般的艺人看到盲人说书艺人也是要让位的。
　　在边区新文艺运动中，民歌的搜集整理与旧说书的改造和提高受到很大的关注。陕北说书是陕北传统文化中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尽管在其内容上有宣传封建旧伦理道德，在活动上兼有说还愿书，与某些迷信活动有联系，但它终究有别于巫神，不能靠简单的行政和命令来取谛。对于老艺人来说，是要经过耐心的长期的帮助教育，使之自觉自愿地改掉旧习俗，团结说书艺人是为了改造旧式说书。盲人艺术家韩起祥就是典型。经过改造，他创作的新书有《反巫神》、《张家庄祈雨》等八篇短篇书，《红鞋女妖精》、《血泪仇》、《中国魂》三篇长篇书。在韩起祥带动下不少艺人也走着他的路子。
　　陕北说书先前多在田间地头、庭院炕头上演出，听众可以是几百或几十人，也可以是几个人。现如今在城乡结合部的地方演出比较多，以即兴表演为主。盲人艺术家越来越少，一般的民间艺术家们运用生动的表情和手势语言来向观众传递喜悦和开心。而且他们与现在的商业结合起来，比如在乐器方面就融入了电子琴等现代乐器。但总的趋势是说书艺人越来越少了，绥德、米脂两县所有的说书艺术家估计不足20人。这种现象大约从“1960年开始，陕北说书走向衰落，像年轻人不爱看戏一样，说书的市场越来越小，观众越来越少。有的艺人弃艺改行，年轻人没人学，陕北说书前途渺茫。”（据崔月德《陕北文化的价值》）
　　众所周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过程始终与文明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着人类文明的发达程度，显示了人类在思想和实践上所能达到的智慧高度。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真正谈到如何对其进行保护，恐怕是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那么，如何保护陕北说书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有如下观点：首先政府应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贯彻落实国务院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加强政府拨款，给予财政支持；其次政府部门与社会团体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积极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还要大力推动陕北说书“走出去”，加大陕北说书的宣传力度，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最后要积极促进民间艺人的艺术交流与合作，解放思想，引进现代元素，让陕北说书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大踏步前进，走向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