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民歌与散曲创作结合是可行的
——在“当代散曲创作与陕北民歌研讨会”上的讲话
中国散曲研究会秘书长 赵义山

    当代散曲创作与陕北民歌研讨会在榆林召开，我是在向榆林的朋友学习。会前欣赏了陕北的民歌现场演唱，感触很深。我说我来晚了，我深感来榆林晚了十多年。十五年前，我在写《元散曲通论》的时候，考虑过散曲和民歌的关系，特别是和北方民歌、陕北民歌的关系，但因为当时没有实地听过陕北民歌，缺乏很强的感触。昨天听了有一种震撼。我在写《明清散曲史》写到明清的小曲的时候，朦朦胧胧感到明清小曲和咱陕北民歌联系很密切，但我没有第一手的材料，也没有切身的感受，所以不敢说话，书中只是提到了那么一个想法。所以这次研讨会，我感觉收获非常大。
    首先，我觉得榆林市从领导到各位专家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出了两大本的《陕北民歌大全》，并将陕北民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申请国家的保护。我认为厚厚两大本《陕北民歌大全》是民间音乐的宝藏，是民间文学的宝库，是民俗文化的大全，因为它里面反映的是当地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民间风情，民间文学内容充实。比如，其中的《走西口》，曲词非常生活化，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某一段历史，是社会的反映。
    榆林市委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目标，其中一大目标是建设特色文化大市。榆林通过治沙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绿色生态名市的目标可以实现。榆林有煤、天然气、石油等丰富的矿产资源，建设经济强市也不成问题。同时又有陕北民歌这样伟大的宝库存在，我们大家来抢救它，发掘、弘扬它，以它为基础，做好陕北民歌的提高、普及、推广工作，我想建设文化大市的目标也应该可以实现。这是可以预期的。历朝历代，民歌都对文人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的“前七子”中，陕西就有两个，其中有一个叫何景明，是很有名的诗词大家。他在京城的时候，一些好友向他请教怎么写诗，他说诗来自民间，假如写的像《打枣杆》民歌那样有真情实感就是好诗，就像是咱们的《走西口》、《掐蒜苔》。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明代一首民歌：“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捏一个你，捏一个我，捏得来一似活脱，捏得来同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碎，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他说要是能把诗写的像这个样子就是好诗，这种诗是文人墨客刻骨流血所不能及也，民歌小调的真情实意文人很难做到。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到过两个很有名的概念，就是所谓“为文造情”和“为情造文”。为文造情，他觉得那不是好文章，但是为情造文，有真情然后再作文就漂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非常赞同门岿副会长刚才谈到的那些想法。
    李涛会长提出，把陕北民歌和散曲创作相结合，是很好的构想，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为什么说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呢？因为元曲真正有曲牌，大家都按照某一个规范来制曲恐怕至少是天历年以后的事了，即到了公元1329年后的30年中，周德清这一帮文人用填词的一些做法，用长短规范的一些理念，来规范曲的创作。周德清在他写的《中原音韵》中做了这个事情。他是南方江西人，北方的散曲流传到南方后，南方人怎么写？怎么运用？怎么讲平仄？这对北方人来说是很熟悉的，因为北方人的歌就是唱，像我们现在陕北的信天游呀这些小调，陕北人在唱，怎么唱就怎么写，所以很容易。但南方人不会唱，就比较麻烦。照什么东西来做，就要有个规范，所以那个《中原音韵》就是为南方人写北曲而写的书。他做了两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一个是规范音韵，十九部韵就是那样整理出来的；另一个是做了曲牌规范的工作，但没做完，他只在定格这个部分做了40个曲牌，也不是从头到尾把这40个曲牌都一一定格下来，只是说明某一些句子或者是关键性的句子该怎么做。后来有些人评价那是最早的北曲谱。在他以前，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人写北曲都没有什么曲谱。没有的怎么写？就用了歌唱家用的谱子去写、去唱。歌谱对文词的容纳功能是强大的，所以懂音乐的人大体上都会唱那个谱子。比方说我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不管平仄怎么样，三平调也一样的唱。当然有平仄、抑扬起伏的话，和音乐旋律的协调就可能更好一点，歌唱演员行腔吐字的时候也更顺畅，我们听的人更容易明白。就这样完全照着一个歌调来填词，就成为一个小令，文人再慢慢固定它的格式，散曲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我觉得李涛会长的构想，和散曲与民歌发展走过来的路子是有一致性的，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行的。这从历史的可能性来讲，也是没问题的。
    我感到要做好这一工作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党委政府充分重视。有很热心的领导关心这件事情，又有咱们榆林诗词界拥有很深刻文化修养的一批高手，都是做好这件事情的很重要的基础。榆林有这么丰厚的文化资源，理论上又可行，党委和政府又这么重视，又有这么一些热心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可以做得起来，它的前景是可以期待的。我也忙里偷闲看了李涛同志他们写的这些散曲，都是非常入流的，应该说达到了周德清在 《中原音韵》里面讲的“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说通俗一点就是雅俗共赏，是散曲所追求的一种语言风格。这些朋友写得都非常好。我作为中国散曲研究会的秘书长，也在这里表个态，就是中国散曲研究会以后既要研究古典散曲，也要研究如何把古代的散曲创作批评理论和当代的散曲创作相结合，为当代的散曲创作提供理论指导，提供理论服务。还要研究如何把古代的散曲创作和当代的散曲创作相结合，把当代散曲创作也纳入我们关注和研究的视野中，从而实行古今结合。理论与创作相结合，高校和地方相结合，共同利用陕北丰富的民歌资源，同时发挥全国高校搞散曲研究的朋友们的优势，加上地方同志们深厚的地方文化和地方歌曲素养，几方面结合起来，既把陕北民歌的传承、提高、普及工作做好，同时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工作也可以做好。
    现在媒体发达，交通便捷，这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双刃剑”。所谓“双刃剑”，就是说一方面借着交通便利和信息发达，传承的工作比较容易做；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又带来比较大的困难。当年相对封闭的时候，人们就唱当地的民歌，当地的东西就一代一代地传下来，虽然不能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它的原生态能够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但现在由于交通的便捷，媒体的发达，外面的流行歌曲有可能对我们的青少年造成冲击。现在的人好像有一种心态，就是自己的东西总觉得不是那么好，外面的东西怎么样觉得都好。在这样一种心态下，慢慢地就会失去自己，失去自我。这个我们应该加以注意。因为越是自我的、越具有地方特色的，就越有生命力。陕北民歌在榆林扎根这么多年，它是榆林的，它有榆林的地方色彩，它就同时是陕西的，同时又是中国的，又可以走出去。面对现代的主流文化，面对现代便捷的交通和通信网络，应该如何正面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又能保护好原生态的东西，值得关注。我们应当做好提高的工作，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原生态资源。这两方面都不可忽略。假如我们只是注意了提高，就有可能影响原生态资源的保护。所谓 “双刃剑”，是这个意思。北京、天津、南京、上海那些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山歌？因为当地有那么一批人，天天在那里写阳春白雪，小孩接受的就是那些，就跟着哼、跟着唱，没有条件产生民歌。再比如说，城里人有人给做饭，又有那么多饭馆，所以很多妇女不去做饭，这方面的功能弱化了。但农村妇女自己不做饭不行，不做就吃不成，所以有做饭的手艺。同样的道理，我们陕北原来比较落后，没人给我们写歌，也请不起文人写，就自己写，自己编，自己唱，靠当地的人自我思维的潜力，创作山歌的能力就保存下来了。民间创作的这种活力很宝贵，可以保存原生态的东西，充满活力。这很重要。大家不要误以为我们要一下子把全部民歌高雅化，让人们都来唱高雅的。如果是这样，若干代人以后，原生态的那种创作活力就没有了，就萎缩了，再找回来就比较难了。所以，我有个建议，就是各地中、小学在搞乡土教材时，要给青少年教几段民歌，从娃娃抓起，实实在在保护传统民歌，传承地方文化应在课堂上下一点工夫。中、小学校的音乐课中，可以教几首《信天游》、《走西口》啊什么的，调子是我们这里的，而词可以雅一点。儿童容易接受，喜欢听，在他幼小心灵里扎下根，他将来从陕北走出去了，走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无论走到哪儿，他都会哼几句信天游，记得自己是陕北人，陕北是自己的根，就会对乡土怀有一种留恋和怀念。我相信，我们假如从各个方面做起，一方面由一批专家来做提高的工作，另一方面有一批人来做普及的工作，几个方面结合，可以预期，陕北民歌的根在群众中可以一代代扎得更深，它由陕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