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的辉煌再度辉煌
——在“当代散曲创作与陕北民歌研讨会”上的讲话
山西黄河散曲社常务副社长常箴吾

    散曲是中华民族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她以瑰丽璀璨的艺术风貌，成就了中国诗史上最后一个辉煌无比的黄金时代。然而，近百年来，却被一层厚厚的历史尘埃所掩盖，几近匿迹销声，风光不再，似乎是一桩遥远的如烟往事，从人们的记忆角落淡然消失。由经典的辉煌跌落至无端的废弃，个中情由，令人长叹，更令人深思。
    翻开中国诗史，不难看出，中华诗体的传承，是沿着一条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轨迹，是一幅不断增色、相继繁荣的艺术长卷。古体诗的浓缩，格律化而成近体诗；唐诗的解放，多样化而成宋词；宋词的延展，生活化而成元曲，如此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各成经典，鼎立文坛，成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三座光辉丰碑。散曲的历史，也如其然，始终遵循着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充分发挥着自身的潜在活力和无限魅力，从而一鼓作气地推进了它飞速的发展。从元好问、杨果的萌芽，到关、马、郑、白四大家，张可久、乔吉两大家的迅猛发展，仅仅数十年时间，散曲艺术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将其推进到繁荣无比的鼎盛期，一跃而成为元代的主流文学，完成了一种集民族性、大众性、时代性于一身的全新诗歌样式的创立，而载入煌煌文学史册。此中经验充分表明，奇迹的突现，并非偶然，而正是“文律运周，日新其业”自然规律的必然所致。在民族文化空前大融汇的前提下，以拓宽了的审美观念，用时代的鲜活语言，描述时代的社会画面，展现时代的精神面貌，培育了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新诗风。从而将十三世纪晚期到十四世纪晚期，营造成一个繁华似锦的散曲世纪。
    明清时期，虽然文学的主宰地位被小说所逐步取代，但散曲仍以其固有的生命力，沿着前贤开辟的渠道，川流不息。纵然没有滔滔大浪，可那条长河中的水花儿仍然闪烁着美丽的晶莹。不是元人，竟似元人。全明散曲现存小令10000余首，散套2000多篇，作者400余人，而元代今传小令仅3800首，散套400篇，作者200余人。无论作品数量和作者人数，明代都远远超过元代。而冯梦龙，赵南星、浮百主人诸家，则从《打枣杆》、《桂枝儿》等民间小曲中，汲取养分，纷纷创制新曲，成为一时之盛，为散曲的发展注入一股明人耳目的清流，是为明曲之一绝。明时，曲家辈出，如贾仲明（山东人）、朱有燉（安徽人）、常伦（山西人）等，都是名噪一时，影响深远的高手。特别应当一提的是四川的黄峨，以及其夫杨慎，慎父杨廷和，一家三口组合成声震文坛的“散曲之家”。其著作分别为《杨夫人乐府》、《陶情乐府》与《乐府遗音》，其作品风格极为近似，清新酣畅，语浅情深，确是同出一辙，堪称南曲一派。而黄峨，作为女性却于细腻之外又多了几分直率泼辣。明代曲论家，誉其为“才艺冠女班”，继宋代李清照、朱淑真之后，中国诗史上又一个优秀的女诗人。而以散曲观之，则是惟一的卓有成效的散曲女作家。三位名家，合成“散曲之家”，这在神州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由于元代散曲的热烈火爆和明清资料严重的残缺，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明清是散曲的衰落期。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解。清代的散曲作者，以及作品总量（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清曲小令有3214首，套数1166篇），都超过元人，仅次于明代。其中，大家手笔不乏其人。朱彝尊、金农等的曲作，继承了元明曲风，而且更展示出一种“离经叛道”的“改革”走向。金农的小令，就全部是“自度曲”。而曹雪芹的新鲜小曲，更闪烁着引人的光彩。翻开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十八、九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全景图，而且，还是一座被诗词曲赋的奇花异草频频点缀的“大观园”。约略估计，仅散曲一项，嵌入各个章回的就不下二三十支。小说开宗明义第一章，首先亮出的即是一首引人入胜的开场曲，并以此曲作为《红楼梦》全书主旨的提纲挈领的形象性阐述：“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儿今又在篷窗上。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美哉，妙曲!曹雪芹不愧为文学巨匠。他是小说家，人所共识；他是散曲家，似乎少有人这样称呼。笔者在读《红楼梦》时，就生发出这样一种感觉：曹公不只是一位散曲高手，还是一位散曲创作的积极鼓吹者。你看他在第一回里，即将散曲置于小说的首位；第五回中，又赫赫然以“警幻仙曲演红楼梦”作为醒目标题。并特意借书中人物之口解释说：“这是‘新填仙曲十二支’‘不比尘世中所填传奇之曲’”。以后若干回中，还让贾宝玉趁饮宴之机，搞了几次十分显眼的“散曲演唱会”，并要求各人来一支“新鲜时样的曲子”。仅从这些个场景中，即可以清晰地透视出清代散曲发展的生动景象。更可以从曹雪芹“新填仙曲”，“新鲜时样”的超凡大作中，分明体验到十八、九世纪曲坛的新的动向。事实上，明清时代，人们一方面仍在沿着传统“依谱填曲”，另一方面，又引一股新鲜的来自民间的自然旋律注入了散曲长河。以上种种现象，无疑表明，直到十九世纪，散曲还在延展，而且显示着一种极富生命活力的未来走向。因而，简单地断言明清时代是散曲的衰落期，显然是一种缺乏深入探讨、有失公允的结论。
    散曲的真正衰落，应该是二十世纪。金元明清铺就的散曲发展路线，到此时不再大胆地向前走，却无视于优秀传统，使发展中的散曲戛然止步，一失足而成千古之恨。究其原因，大约有如下几个方面：战争的烽烟叠起，社会的剧烈震荡，审美视觉的形态异化，传统文化受到史无前例的冲击。致使必须的承接化为乌有，诗词严重滑坡，散曲更首当其冲，濒于断流，酿成散曲青黄不接，百年冷落的沉寂。
    由是观之，散曲之所以断流，不是因为散曲自身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是由于某种历史与现实主观割裂、权力与文化人为对立的排它性思潮的蔓延，无端地抛弃了这样一份值得珍视的文化瑰宝。八百年的散曲兴衰史，留给后世的是底蕴深厚的文化经验，同时，也在历史的警示牌上显示了一个引人反思的巨大惊叹号。以史为鉴，可以明察百代之功过，以史为鉴，可以了然当今之当为。作为当代人，我们实实应该做一件不负前人，有益今人，传利于后人的事业。
    散曲是中国传统诗歌非常完美的继承，是集历代诗词美学经验之大成，而创造的独具艺术优势的文学品牌，是中国诗歌审美理想极为生动的空前显现，是距我们时间最近才成型的最具发展潜力的诗歌样式。
    二十一世纪的曙光初照，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兆头，也应当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少有机遇。时不我待，此废待兴。我们应该从误区和怪圈中走出，由反思和猛醒中奋起；我们应该以“还我曲园，兴我诗国”为己任，在继承中图发展，于发展中求更新。站在现代美学高度，广泛深入研究曲学，从而沿着金元明清开拓的曲径走向，谱写出既是民族的，也是大众的，更是时代的“新鲜时样”的当代散曲。《中华诗词》2005年第三期卷首语中，明确地提出：“让曲与诗词并茂”的构想，这是一声宏亮的春雷，是一场及时的春雨。让历史的辉煌再度辉煌已经不是一个茫然的梦，让我们拓荒铺路，共上征程，在不远的前方，树起中国诗史上第四座伟大的丰碑。将陕北民歌与散曲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让二者渗透融合，各扬其长，不仅对陕北民歌的创新极有意义，而且对当代散曲的重兴也极具价值。我们也因之对散曲的重新走向辉煌充满新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