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榆林名声在外，外在它丰富的地下资源上，昔日的榆林也名声在外，但它是和陕北民歌联袂在一起而被国人和世界瞩目的。
    不得不承认，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不知道榆林，但没有人不知道陕北民歌的，尽管我们现在一再喟叹陕北民歌的内生土壤已经稀薄，陕北民歌的昔日辉煌无法接续。然而，陕北民歌这张品牌，这个尽管已经不再成为拦羊后生唯一的驱除寂寞的工具，不再成为回牛老汉一唱三叹的“流行曲子”，甚至，已经出现80后90后失语地域民歌的断层现象。可提起陕北民歌，仍然是一颗响当当硬邦邦煮不烂的“铜碗豆”。
    第一次高潮：爷爷的爷爷充当民歌手的时代
    陕北民歌的最早产生以及辉煌我们已无从考量。我们只能从一些断续的残缺的现有民歌内容里只鳞片爪地寻觅支撑我们判断的依据：我们爷爷的爷爷……是遭遇陕北民歌第一次高潮的民歌手。那时的陕北土地上早已褪祛了“牛羊塞道、沃野千里”的人类宜居环境，“水深火热”已经开始逼近他们。他们面临着与自然斗争与贫穷斗争的生存困境，他们不得已而《走西口》，“西口”里的人烟还比较稀少，“西口”里的耕地还不断地有“伙盘”再生，他们只身“口外”，像现在的打工族一样将妻女和老人遗在家乡成为“留守的一代”，他们能不思念？他们在孤寂的单身生活和繁重的农耕操作中看一眼头上的“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不自觉地就吟出下一句“见不上个面面心想上难”。等到“伙盘”壮大原始积累完成后，他们就拖上儿女携上父母直奔“伙盘”而成了真正的“口外人”。那时的“口外”“口内”的距离很相似于现在的国内国外，身背褡裢腰缠银两脚蹬牛鼻子鞋没个一载半月到不了“口外”——贸易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骑骆驼、拉骡子、赶毛驴，沿长城线上就像现在的高速公路一样成为黄土高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沿途的鸡毛小店，荞面饣乞饣乇羊腥汤，半老徐娘的老板以及权且当“店小二”的“摇三摆”姑娘，都成为丰富的生活素材进入了“赶牲灵”汉子的民歌内容。在那个没有火车的汽笛噪鸣没有汽车的狂轰乱叫的恬静原野上，只有百鸟鸣转、蜜蜂嗡嘤的田埂地头间，一嗓子信天游胜过现在的扩音器十倍的音量。以致，多少把老镢头杵进地里顾不及拔出，多少把梿枷抬在空中不能够落下，歌声被一双双直楞起的耳朵全程地录进了肚里，然后再一传十、十传百地复制出去，就形成了典型的《走西口》《赶牲灵》和不典型的《卖娃娃》《审录》等陕北地域民歌。在那个传媒少得可怜甚至还提不及“传媒”这个词的年月里，民歌就成了人们抒情扬性娱心乐神的唯一工具。人们奔走相告，人们乐唱善传，就将一个蓬蓬勃勃的陕北民歌高潮制造得惊天动地。
    第二次高潮：爷爷遭遇了闹红的时代
    上世纪30年代，陕北的土地变了，黄土高原被一抹红的颜色染过，“闹红”成了这块土地的主题词。
    旧日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苦难虽然还存在，但在苦难的尽头人们看到了天空破晓微微露出的曙光；爱情还在，但揽工人儿和财主女儿超越阶级的感情被革命切换了。
    革命到来了，革命的真正含义这些“受苦人”还暂时理解不了，但革命的最直接显现就是消除剥削打倒地主老财，就是让昔日的“赶牲灵”汉子放下鞭子拿起枪杆，就是让过去的拦羊娃放下鞭子举起红缨枪。归根结底，革命就是制造平等，谁不拥护，才真是傻子呢。
    革命，进入了民歌手的视野。
    第一个被民歌手关注的对象是刘志丹，他就是陕北人，土生土长又念了洋书还进了黄埔，他的革命就在陕北悄悄“闹”起来了。他那时还小，还是一个年轻后生，但由于他足智多谋有胆有识，人们就把他尊称为“老刘”。“老刘”不老，直到他牺牲的那年，才仅仅三十六岁，人们之所以将这个小伙子冠以“老”字，是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和好事，实质是一种褒奖。
    正月里来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真实地又这么直呼其名却竭力颂扬的陕北民歌，这是第一次。所以，它揭开了陕北民歌新的一页。这一页，是历史性的一页，它标志着陕北民歌从过去的苦难和爱情的主题一步跨到了革命的内容，它意味着陕北民歌从原来的半真实半虚构的文学时代一下子进入了真实的纪实时代，既记人还记事，啥事新鲜就记啥，啥人成功就唱啥人。
    翻过第一页就有第二页——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又为陕北民歌这本大书注入了新的内容。这次的革命比起“老刘”的先前动作更大了。五湖四海操东西南北口音的红军战士为这块曾经多少年来已经闭塞的土地溶进了新的血液——解放区的天空明净如洗，变工队的群体组合打破了亘古以来单干独占的劳动格局，南泥湾的开荒镢头掘开了这块土地多年的沉睡状态，八角帽五角星在同一块蓝天下和谐地共处革命事业……一系列的新鲜事都镜头般地叠现在民歌的视线里，民歌手们喉咙上被什么抓挠着，痒得挠不下，不唱不足于发乎情，不唱不足以止乎理。于是，他们就唱：
    高楼万丈平地起，
    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听到了，革命的领袖听到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征途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发豪情的革命歌曲，没想到在这块土地上未作任何动员未作任何宣传就自发地出现了。毛主席那个喜啊就甭提了，他因势利导，就势而生，树起了韩起祥这个说书典型，在边区劳模大会上还专门表彰了民歌手孙万福，还不失时机地广而大之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号召艺术家们到农村去，到兵营去，到火热的生活第一线去。于是，鲁艺的师生行动了，何其芳等老诗人老艺术家们也行动了，他们将陕北民歌一个个记录下来整理出来，变成书面文本。
    这是陕北民歌里程碑式的发展，也是里程碑式的贡献。
    它第一次将口头的陕北民歌变成了纸质文本，第一次将零散面临失散遗轶的陕北民歌集中起来分类整理加以文化保存，功莫大焉。
    唯此不算，文人们也积极参与其中。在陕北民歌的濡染中，开始改编并新创陕北民歌。这期间，最值得首肯的是，他们的改编和新创都是在陕北民歌的大文化基础上的改编和新创。他们“入乎其里”又“出乎其外”，所以，他们的创作完全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新创，其词、其曲，是在不脱离陕北民歌大氛围前提下的保留陕北民歌精髓的革新和促进。
    陕北民歌的革命高潮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在革命的转换中迎来了第二次高潮。
    迎接第三次高潮的到来——“陕北民歌现象”
    可以预料，第三次高潮肯定不会像前两次一样形成万民众唱陕北民歌的那种局面了。
    但，时移事易，新的高潮一定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事实上，第二次高潮过后，陕北民歌的接续效应一直在不断的持续。
    新中国成立后，陕北民歌《东方红》成为了比“国歌”还国歌的家喻户晓之歌。人们清早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人们聚集在一起举行庄严的仪式，播放的第一支歌一定是《东方红》；小孩上学，老师教的第一首歌一定是《东方红》。这首歌，一直唱了半个多世纪，人们在这首熟悉的旋律中体会着陕北民歌的伟大，也培育和营造了国人的陕北音乐氛围。以致，那时的音乐工作者一旦创作新歌，都会循着陕北民歌的音乐氛围去创作，这也是一代音乐工作者无法割断的陕北民歌情结。同样这首歌，1971年，当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国人把第一首乐曲上太空的机会留给了《东方红》，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首《东方红》才能代表国人的形象，也最有资格以“中国乐曲”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
    新时期以来，影视文学勃兴，尤其是电影电视的插曲成了真正的流行音乐——电影《黄土地》的插曲《女儿歌》，大导演陈凯歌作词，名曲家赵季平作曲，循的是陕北的音乐路子，风靡而及全国；电影《人生》放映，万人空巷，其主题曲《毛眼眼》也因之而流行全国，依然是陕北民歌的原韵；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放映，主题曲《就是这一溜溜沟沟》，又一次唱响中国……
    最明显的表现，还在于歌曲本身。上世纪80年代，国门洞开，各种形式的音乐泥沙俱下地一涌而入，尤其看好的是港台流行音乐。斯时，《黄土高坡》像一股强劲的风一样刮过神州，那阳刚十足的黄土霸气和铿锵有力的黄土劲风一扫港台靡靡之音的泛滥成灾，而让国人重新记起了陕北民歌。紧接着《信天游》又以高于《黄土高坡》的“分贝”再一次将“西北风”亮给歌坛，令那些风靡的流行曲子黯然失声……
    及至到今天，电视剧《血色黄昏》虽然写的是上世纪知青的生活，但穿插以至支撑整体电视剧的却是陕北民歌，掩剧而思，人们议论知识青年，更多议论的还是陕北民歌；是陕北民歌将知青和陕北老乡的心贴在一起，是陕北民歌让知青在“接受”思想教育的过程中也不自觉地接受了文化教育。
    不是电影让我们无法忘记，不是电视让我们无法忘记，而是陕北民歌的巨大魅力让我们的记忆一次次回到从前。
    跨过世纪门槛，地域文化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振兴陕北民歌的呼声一次强过一次，然而就其民歌本身而言，我们仍然无法看到新的万众齐唱的高潮莅临。可是，不妨我们静下心来思索，因为陕北民歌艺术张力和震撼力而形成的传播强势引发的“陕北民歌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我们不妨将眼光跨过省内，可以看到，电视连续剧《兰花花》由山西改编并放映，尽管因其仓促粗糙让我们遗憾糟践了一个好的题材，但其剧其情尤其是主题曲中的陕北民歌还是吸引了好多观众的眼球。山西人不气馁，用足力气，又拿出了重头剧《走西口》，它像《乔家大院》一样不仅让山西人在文化上走在了全国前列，还让它的经济旅游收入直线上升。也同时让陕北人气噎难禁，凭什么陕北自己的民歌《走西口》而让山西人占了头彩？凭什么陕北人守着金饭碗而不断地说自己没有好题材而缺饭？气噎归气噎，山西人一言不发，文化题材是没有省界甚至国界的，且不说山西也唱《走西口》，即使不唱《走西口》照样可以创作改编《走西口》的。
    陕北人也不是坐吃山空，榆林人就在紧急行动，而且在《走西口》之前就已闻风而动，在上海演出大型交响音乐陕北民歌，轰动音乐界。集几年打造于一瞬，去年隆重推出了歌舞剧《米脂婆姨绥德汉》，而且从榆林走向陕西一直走向全国，连续上演几十场次，夺回十几顶演出桂冠。在此之前，陕北民歌校园行、陕北民歌军营行，都以不同的方式向人群展示了陕北民歌的魅力。2009年，陕北民歌又向更高层次的中央党校、中国行政学院进军，受到了师生的礼遇热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因为经济的促动，因为“老榆林”酒的促销，让陕北民歌从这些年来的上层直接走进下层，从歌舞剧院直接走进酒肆饭桌，从只局限于专业歌手的演唱而向非专业的草台班歌手扩展，也因之而使一部分本来湮没于民间的歌手因为听众的喜欢因为喝酒者的青睐而秀出于林，晋升为真正的专业歌手，也使陕北民歌又一次以非田头地间的形式盛开在陕北大地上。应该感谢“老榆林”酒，它的无意于提倡和促动，实际上推动了陕北民歌的发展。
    据坊间和报载，不同形式的“陕北民歌现象”悄然兴起。十集连续剧《陕北汉子》即将上演，电影《信天游》已经开机，三十集连续剧《赶牲灵》已经纳入市委市政府视野……陕北民歌手李有源的故乡已经修葺一新，《赶牲灵》歌者张天恩的故居也正在加紧修复，“三十里铺”原型王凤英获得了每月600元的生活资助，有关陕北民歌题材的陕北剪纸正在成系列地开发并向文化产业靠拢，关于陕北民歌题材的陕北说书正在成系列地编创，有关陕北民歌的长篇小说已经着手创作有的已经杀青，有关陕北民歌的绘画已经现于端倪，有关陕北民歌的动漫正在开始设计，有关陕北民歌的研究著作正在结集出版……
    这些都是陕北民歌的衍生物，我们统称它们为“陕北民歌现象”。我们不能期待陕北民歌只能以前两次高潮的万众同歌的形式重复出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不能苛求陕北民歌一支独秀，即任何民歌或经典音乐，都有它的时代局限，流行是总趋势，流行过去就过去了，一定还会有再生的形式重新生长出来。时代不同了，与时俱进的陕北民歌会以不同的形式再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没有理由否定这不是陕北民歌。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依然真诚地期待，陕北民歌本身的不断革故和鼎新，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都离不开自身的不断血液再造，只有从内部出发，才能形成辉煌的再度兴旺之态。
    悲哀地想，即使陕北民歌自身已经走到了末路，我们也不必害怕。因为我们已经运用不同的形式将陕北民歌纸质化了、录音化了、录像化了，当然，挂一漏万是再所难免了。多少年以后，假如陕北民歌成了像我们的唐诗宋词元曲一样的结局，我们也会从文学史上艺术史上看到它的声影，它会永远不老。
    我们相信，陕北民歌的魅力是永远的，是无限的。